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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赴延安西安事变(1936年12月12日)的和平解决,迫使国民党当局结束十年内战,翌年,“七七”事变中日两国军队激战于卢沟桥,从此拉开了全而抗日战争的帷幕。
1937年8月,国共双方达成了将延安红军主力改编为第八路军、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《新华日报》等协议。
由此,国共两党开始重新合作,由我党倡导的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。
但是,国民党方面一边说合作,一边又千方百计限制或破坏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活动,甚至依然把共产党当作敌人。
所以,我们在上海仍不得不处于“地下”状态。
“七七”事变和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之后,我参加的公开活动日益增多,逐渐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,所以常被盯梢。
国民党有一张密密匝匝的暗探网,覆盖了整个大上海,几乎每一条街道上都有便衣探子,数量多到这边暗探打个暗号那边暗探就能听到、看到,弄得老百姓人人自危,也给党的地下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。
特务盯梢往往不是一人盯到底,因为那样容易被发现,他们采用的是一站交一站的接力方式,黏着对象不放,一直跟到你的住处。
可是特务再较猾,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还是能一眼识破、及时采取措施甩掉“尾巴”。
当然也可能你自以为把“尾巴”甩掉了,其实另一条“尾巴”又跟上了你,所以稍有不慎,就会铸成大错。
有一次我参加读书讨论会出来,就发觉被特务盯上了,转了几条马路，在几个商店里进进出出,时间过去了一个多小时,特务的面孔换了好几个,但总有一条“尾巴”若即若离地咬在后面,甩不脱。
最后,我只好走到法租界霞飞路里弄里的一个有钱人家门口。
这家主人是一个花露水厂的经理,他儿子是中学生,要求进步,是“小先生制”活动中的积极分子。
他家我去过,认识他的家人和佣人。
女佣人为我开了门,就在她转身关门之际,我已快步穿过门厅打开后门拐进了另一条里弄,佣人还以为我上了二楼呢。
就这样,我机智地摆脱了特务的跟踪。
又一次是晚上,我从一个同志家出来,在一条比较黑的马路上突然发现被暗探跟上了。
我转了几条马路,还是不能摆脱,他时而在后,时而在前,时而又与我擦肩而过。
我既不能掉以轻心,又不能张皇失措,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,一边快速地开动脑筋想主意。
到了法租界,看到有一个安南巡逻兵在路口站着,我灵机一动,赶快走到巡逻兵跟前,指着尾随来的暗探说:“先生,他不是好人,他调戏我!”我又回身双手叉腰指着暗探骂:“你良心哪里去了?上海炮火连天,东洋人天天轰炸,老百姓连条活路都没有了,你还想欺侮人,你还有点人味吗?”那暗探不防我有这一手,可能也因为我骂得在理,他一时竟无言以对,慌忙中掏出“派司”递给安南巡捕。
谁知那巡逻兵偏要充大,看过证件还声色俱厉地训斥他:“以后放规矩点!听到没有?”特务连声诺诺,抓起“派司”跳上电车便跑了。
由于被盯梢多了,我在上海的工作越来越困难,组织上便决定让我撤离上海,到延安去。
延安,是我心中的圣地,延安有党中央、毛主席,还有许多我熟悉的老领导、老朋友,能去延安,真是太幸福了!我拿到了党组织的介绍信,计划通过南京的八路军办事处前往延安。
其时,任铁锋已先我一步离开了上海。
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时,上海的黄色工会与我党合作,组织起了一支武装别动队。
虽然任铁锋毕业于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,英勇善战,但是临时组建的这支别动队,还是一与日本军队在水网地带交手就被打散了。
任铁锋带着三名仁济医院的女护士(其中一人后来成为他妻子),赶到武汉向党组织报告了这一失败。
听到队伍打没了，领导同志很生气,开除了他的党籍,让他自谋出路。
新四军成立之后,任铁锋曾要求到新四军工作,但他的要求未被理睬。
由于在上海生活无着,他只好回了福建,与一位同乡(原也是共产党员)合伙做些小买卖,维持生计。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党组织重新审查了他的历史,为他平反、落实了政策,恢复了他的党籍。
任铁锋晚年十分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,尤其关心闽东的党史工作。
任铁锋1987年病逝于上海,享年78岁。
在八路军办事处听到陶铸消息我是1937年9月离开上海的。
那时上海到南京的铁路沿线是日机袭击的重点,几乎天天遭轰炸扫射。
火车才开了一站地,就遇上了敌机,其间又遇上多次空袭。
后来通知说火车不走了,我们只好改乘长途汽车。
不料公路上日军飞机也来袭击,好多人受了伤。
好不容易开到苏州,汽车也不走了,我只好进城找旅馆住下。
苏州原是座清幽的小城,可我进得城来,只见整个苏州城所有的房屋都刷成了黑色,街上十室九闭、行人寥落,全城闷沉沉、阴森森,一片肃杀,好像进了阴曹地府一般。
就这么走走停停,整整两天两夜我才从上海来到南京。
我找到八路军办事处,办事处的同志便送我到了招待所——这是党的招待所呀!心里这么想着,便感到浑身都热乎乎的。
招待所设在南京郊区的一座平房里,窗外是一片绿油油的田园风光。
所长之一是夏子栩,所里住的大多是党从南京监狱营救出来的同志,夏大姐和她母亲也刚从监狱出来。
我忐忑不安地向刚从南京军人监狱出来的曾宝打听陶铸。
曾宝说陶铸前几天还在这里呀,现在调武汉湖北省工委去了。
”“那么,陶铸在狱中表现怎么样?”我急切地问道。
“他很坚定,是军人监狱里各项斗争的领导人之一,我与陶铸是狱中的朋友,我们大家都很敬重他。
”“外面传说他叛变了,又是怎么回事?”“那是胡说八道,是敌人造谣!凡是军人监狱的政治犯都知道陶铸的骨头是最硬的,和敌人作斗争也是最坚决的!”听到这个消息,我真是喜出望外,多年的一个思想包袱终于放下了。
曾宝见我有些喜形于色,忽然问我:“你是不是曾志?”我忙答:“是是是!”曾宝说:“啊呀,你怎么不早说?!在监狱里陶铸经常跟我提到你，他一出来就给你母亲那儿去了信,没有收到吗?”听到这话,我便告诉他，我已经多年未跟家里通信了,家里根本不知道我在哪里。
事有凑巧,我们本来是要经郑州去延安的,因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护送我们的“交通”要送一份重要文件交武汉的董必武,所以决定领我们一起绕道武汉再去延安。
此事于我自然是正中下怀了。
于是,我随交通员一起搭上了去往武汉的江轮。
①夏之栩(1906—1987),女,浙江得了人。
1923年加人中国共产党,早年曾在北京、武昌上海等地参加革命斗争,1929年赴苏联学习。
她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夫人,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轻工部副部长等职,1987年在北京病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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